重庆八大投 重庆“渝新欧”经济发展方式详解

重庆八大投资平台:

1. 重庆城投公司、

2. 高发公司、

3. 地产集团、

4. 开投公司、

5. 水务控股+ 6. 水投公司 （13年合并成水利集团，详细见后）

7. 建投公司 （变成能源集团 详细见后）

8. 高投公司 （变身旅游投资集团 详细见后）

　　从2002年底开始，重庆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在整合各类分散的政府资源基础上组建了上述公司，由政府拥有，授权经营，是负责重庆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公共领域重大项目的投融资平台。最近十年，“八大投”承担了重庆3000多公里高速路、7000多公里高等级路、140公里地铁轨道交通、30多座跨江大桥和隧道的建设任务，承担了重庆污水厂、自来水厂、农村水利水利工程等等项目，涉及总投资5000多亿。目前，“八大投”总资产5000多亿，企业性负债2700多亿。

　　《财经》：重庆市国企有多家上市企业，你在今年1月份的国资工作会议上也提到，要大力推动重庆市国企的整体上市。

　　黄奇帆：重庆现在的国企分三类，一是“八大投”，这是基础设施类；二是十几个金融企业类；三是十五六个工业类、商业类的工商企业。整个重庆的国企有1.7万亿元的资产。

　　近几年我们有三个发展动作，第一个动作是推动重庆国企整体上市。重庆有四个土地开发类的企业：江北嘴公司、西永综保区公司、两路寸滩保税区公司、悦来国际会展中心。这些公司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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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八大投变成重庆五大投

　　《财经》：我们看到，“八大投”现在改叫“五大投”，有三个投资平台转型了，这是不是意味着重庆国企发展新的方向？

　　黄奇帆：这是重庆国资系统的第二个动作，叫企业转型，与时俱进地发展主业。“八大投”变成“五大投”，有三个公司前几年就转变了，不是发生在今年，而是在2010年。

　　5+6.  第二个是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打破行政界线整合重组，组建一个城乡一体化的水利投资集团公司，主营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和大型水库建设。

　　7. 建投集团与煤炭、燃气集团整合，更名为能源集团，转型为能源产业类集团。这样，它不再承担基础设施建设营运的职责，就像中石油、神华集团一样，专做能源产业，使它完全市场化。


　　8. 第三个是重庆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2010年底，由于费改税，重庆7000多公里的二级公路不再收费，这个公司不再从事高等级公路建设工作，市政府将它变更为重庆旅游投资集团，专门从事旅游产业的投资开发。

　　所以，过去十年在基础建设领域搞基建的8个公司，2010年后只剩下5个公司。“八大投”不会“万岁”，其规模和性质都在因时因势发生变化。完成了某个领域的投资建设任务，就要历史性地退出舞台，或关闭或转业，成为实体产业。

　　第三个动作是进一步调整产业布局和结构。2002年，重庆国有资产中，金融板块比重不到10%，“八大投”也刚起步，工商产业板块比重达到80%以上。这几年，由于金融业快速发展，“八大投”也突飞猛进，国有资产形成了“四三三”格局，即“八大投”资产占40%，工商企业资产占30%，金融资产占30%。接下来要进一步调整布局结构：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调控的杠杆，应上升到45%；工商产业资产要扩张，变成35%；“八大投”中的一些集团逐步转型成为完全市场化的公司，占比将从40%降到20%，从投资领域里退一部分出来。

　　《财经》：在“八大投”之外，有人担心重庆的政府负债太重，是否处于安全水平？

　　黄奇帆：在负债问题上，有两个铁律：一是按国际通行规则，一个国家的债务最好不要超过GDP的60%。这里的国家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举的债，我们国家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加起来，与GDP之比还在50%以内，总体是好的。对于地方而言，我们的规则是不超过30%。目前，重庆的债务是2600多亿元，占GDP的23%，现在还是很安全的。二是债务和财政可支配支出的比例不要突破1:1，重庆去年的可支配支出4000多亿，算下来，我们的这个比例是65%。所以，有些人说重庆债务重，与事实不符。

　　《财经》：公众现在更关心重庆的民营经济发展问题。有人认为，在唱红打黑过程中，民营企业家存在人身和经济上的安全问题。现在重庆的民营经济政策，是不是有所调整？

　　黄奇帆：首先，重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一直是好的。直辖初期，重庆非公经济占GDP的比重仅为25%，到2012年，这个占比提高到62.3%。这些年，民营市场主体年均增长率在15%左右，比如五年前，民营企业是65万户，去年是135万户。如果政策环境不好，就很难理解会有这样的占比和增量。

　　你们可以去看看国家相关部委的数据，非公经济占整个经济的比例，最高是广东，其次是浙江，第三是江苏，第四就是我们重庆。东中西一起比，重庆排第四位。有人认为重庆对民营企业的政策不好，这与事实和数据不符。

　　至于打黑过程中，有些企业受到冲击的问题，重庆市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以法律为准绳，有什么问题就纠正什么问题。对受到不公平和违法对待的任何企业，都要坚决予以纠正。

　　所以说，重庆的民营企业政策不存在改变的问题。如果硬要说改变，只会是越来越好，就是要继续保持好的政策，保持“五低”环境，使民营企业能与国企、外资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更宽松，微型企业能获得创业资本金的财政补助，给个体户放宽更大的活动空间。

　　何谓“五低”环境

　　《财经》：重庆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有一个热词，就是“五低”环境，我们多次在政府工作报告和一些文件中看到，这个提法是基于什么考虑？

　　黄奇帆：“五低环境”是2007年的时候就提出来的，之后一以贯之，坚持到现在，它保证的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投资环境。要让工商经济健康发展，让更多的人能就业，“五低”是必须的策略。

　　所谓“五低”，就是低税费成本、低融资成本、低要素成本、低物流成本、低土地房产成本。要把企业的生产运行成本降下来，才会对外资和民营经济产生吸引力。比如低税费成本，重庆是西部大开发15%企业所得税实行的区域，这比沿海地区25%的税率低10个百分点。低融资成本，就是在支持银行、证券、保险业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信托、担保、小贷、租赁、私募基金、风投基金、汽车金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目前总数已达到520家，融资能力超过1000个亿，就较好地解决了大家普遍反映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低要素成本，主要是煤电油气运等要素保障，重庆设立了财政专项资金，对外购电和电煤储备进行专门的补贴，还有一大批能源项目建成投产，所以就做到了基本不拉闸限电。低土地房产成本，重庆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也比较有效，这些年，重庆的房价在全国30多个主要城市始终保持中低位。我们还以公租房为主体，能为产业工人供应足量的保障性住房。还值得一说是的低物流成本，因为重庆本身有长江黄金水道，江北机场正在成长为国际性复合型枢纽机场，近几年还开通了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这就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外界不少人认为重庆是依靠扭曲要素价格而吸引投资的，这其实是误读。重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五低”环境。

　　供应学派理论最紧要的特点，就是政府能保持较低成本的投资环境，促进企业较好地发展；能放宽市场准入门槛，让各类大中小微企业竞相发展；能形成同等国民待遇的市场，使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必要的时候，甚至由政府出资，对那些可以增加就业岗位的企业进行补助，企业一旦活了，政府用来解决失业人群的钱就会少下来，这就是把“买棺材的钱用来买药”，由此，政府的税收也相应增加了，社会财富也不断地实现了累积。这是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是螺旋式上升。

　　“模式创新的胜利”

　　“5+6+700”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被重庆视为得意之作。2009年8月4日，对于重庆经济发展历史上，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页：惠普（重庆）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及其亚太结算中心、富士康（重庆）产业基地等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在重庆市同时举行。这两个“巨无霸”项目成为重庆外向型经济的突破口和标志性项目。紧接着的一年左右时间里，重庆又吸引了宏碁、华硕、思科、东芝等品牌商，又引进了广达、英业达、仁宝、纬创、和硕等代工巨头，还吸引了700家零部件制造企业落户。根据重庆市政府的规划，笔记本电脑基地建成投产后，将可能形成上万亿元庞大的电子产业集群，过去重庆这个西部老工业基地将实现重大的工业结构调整。

　　《财经》：重庆无中生有搞出一个世界级笔电基地，有人说是生产组织模式的胜利，在生产组织方面它的创新性在哪里？

　　黄奇帆：这要首先分析一个大背景。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我国上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大都布局在沿海省市，内陆地区基本为空白。为什么内地的加工贸易很难发展起来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内地物流成本高。加工贸易零部件和最终产品“两头在外”，搞的是来料加工、“三来一补”、大进大出，物流成本成为企业选址布局的核心因素，内陆因地缘因素，物流成本难以消化。第二个原因，是内地没有保税区。加工贸易伴生了料件和产品的大进大出，保税便利必不可少。过去的内陆地区，因为保税功能缺失，发展加工贸易就失去了基本条件。

　　应当注意的是，近几年，随着沿海地区要素成本的刚性上升，我国加工贸易向越南等东南亚地区以及巴西、土耳其等国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现实生产力如果不能向我国内地有效转移，就是一种损失，会影响到我国的产业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

　　重庆的办法是搞“产业链垂直整合”。将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变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实行“整机+零部件”一体化配置。这种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有三个好处：第一个是零部件就地配套，为整机组装提供近距离甚至零距离服务，本地化配套率达到70%到80%，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进项物流成本过高的问题。第二个，零部件生产往往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劳动力密集，电子产品70%-80%的成本由原材料、零部件构成，变来料加工为本地配套，拉动的是本国的GDP和就业。比如日本的电子信息产业，他们主要搞电子产品的零部件，在国内搞组装的就不多。第三个，零部件扎堆所产生的集群效应，就能强力吸引加工贸易企业落地生根。重庆因为配套成本低，现在就成了众多品牌商、代工商和零部件企业扎堆的地方。

　　如何解决笔记本出项物流问题呢？重庆经过积极争取，设立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这是全国目前面积最大的保税区。以这两个保税区为依托，重庆开通了若干条出海大通道。天上靠航空，重庆航空运输除了旅客吞吐量从五年前的1000万人次增加到去年的2200万人次外，航空货运量也连续三年翻番，增长了10多倍，国际货运航线从零增加到20条。地上，开通了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渝沪江海联运、渝深（圳）铁海联运等大通道，从而解决了通关出口的问题，使得出项物流成本大大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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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庆的“渝新欧”经济发展模式

　　《财经》：作为笔记本电脑出口的重要物流通道，据说重庆在推动渝新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的回货情况怎么样？

　　黄奇帆：其实对于打通渝新欧，我们起初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战略构想，因为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形成以后，在未来的几年时间将从现在的6000万台件发展到上亿台件，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产品要服务全球市场，货物必须运出去。按照传统的外贸方式，都是先运送到沿海城市然后出港，发送到全球各个地方。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物流成本太高。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靠政府给物流补贴，是不可持续的。由于全球电脑的40%是欧洲消费的，怎么降低输欧物流成本，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打通渝新欧是被逼出来的。

　　渝新欧的全称，叫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现在，这条大通道已经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提到国家战略层面来推进了。这条大通道，事关我国突破“马六甲”海峡困局，事关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和贸易往来，可以说是新的“丝绸之路”。

　　我国西部地区连接欧洲，主要靠欧亚大陆桥。其实，北线早已有之，但因为北线从哈尔滨，横跨西伯利亚，到莫斯科，运距长、效率低、成本高，效用很难发挥出来。近几年，重庆在海关总署、铁道部的支持下，积极推动了欧亚大陆桥南线即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的开通工作。这条通道全程11179公里，起于重庆，经阿拉山口进入哈萨克斯坦，经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到达德国杜伊斯堡，还可延伸到立陶宛、荷兰、捷克等国，全程运时16天。2014年，兰渝铁路开通后，还将缩短到13天。

　　重庆主要推动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推动沿途各国的海关达成便捷通关协议，启动了中欧“安智贸”试点，搭建多国海关“一卡通”的平台，就解决了通关难、通关慢的问题。

　　第二件，与沿途各国铁路部门沟通，多方合资组建跨国物流公司，开行定起点、定终点、定路径、定时间、定价格的“五定班列”。沿途的100多个车站，不能每个车站都停，最终确定了12个经停站。通过利益共享，提高了运行效率。

　　第三件，协调各国降低运费。过去，各国集装箱运费价格不一，最低的哈萨克斯坦仅0.6美元/公里，最高的俄罗斯达到1.2美元/公里。通过协调，平均运价已从原来的每箱公里1美元降到0.7美元。目前，每标箱全程运费7000多美元，虽比海运高2000多美元，但节约了20多天时间。按运送笔记本电脑每标箱货值500万元计算，每箱可节省资金周转成本3000多美元，综合成本比海运还低。

　　到去年底，这条大通道已累计开行班列50多趟，运输货物2500个40尺以上大柜（即5000标箱），总货值超过15亿美元。发车频率，从每周1班加密到目前的每周3班，今年内有望增加到每天1班。第一班回货的列车已经从欧洲开出了。照目前的态势看，今后几年，在这条大通道上，如果形成每天3-4个对开的班列，将形成上千亿美元的国际货运能力。

　　《财经》：要降低物流成本，渝新欧铁路必须有充足的回货。据说重庆海关正在争取整车进口权，前景怎么样？

　　黄奇帆：去年，中欧之间的贸易额有3000多亿美元，其中1500多亿美元的进口货，目前是通过沿海口岸进入的。在没有渝新欧铁路通道之前，口岸在沿海是正常的。现在有了渝新欧，在内陆重庆增加一个铁路口岸，也是一个合理举措。在重庆设立铁路口岸，将辐射整个内陆地区，通过重庆把货物分拨到各个地方，而且运输成本比走海路低，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现在，从欧洲包括俄罗斯的各种进口货物，都可以通过这条线路形成回货。但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内陆要有一个具有口岸功能的铁路枢纽。所以，我们争取在重庆设立整车进口口岸，就是题中之义。目前，这项工作正在加紧对接。

　　土地储备的“军规”

　　通过先期大规模储备土地，接着逐步释放土地供应，从而获得较大的土地级差利益，可以在投资大量基础设施同时，避免债务过重，这也是重庆实践的一套制度安排。

　　早在2002年，“八大投”中的城投和地产两家集团就储备了40多万亩地，平均每年投放2万亩，十年来共释放将近20万亩土地，其中一半用于基础设施、大学城建设、公租房等公益用地，另外一半用于商品房开发，其土地出让收益则用于基础设施投资。

　　黄奇帆认为，土地储备是一个新兴城市、发展中城市必要的战略性措施。纽约、巴黎等发展饱和的城市，不会再扩张，再搞土地储备没有意义。但在发展中城市，土地储备的要义是，在发展的初期，一步到位，把未来几十年的土地储备“框”下来。重庆土地储备制度之所以能发挥出效用，关键在于坚持了五条“军规”。

　　一是滚动开发、永续利用。这十年，城投、地产两家集团共储备40多万亩土地，推出了20万亩，平均每年2万亩左右。按这个比例和速度，剩下的地还可用十年，保证了可持续发展。土地的储备开发，本身就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20万亩储备地，相当于城市扩张130平方公里。

　　二是储备地不改变市、区两级财力的分配体制，土地出让金的纯收益对半分配，也增加了区县政府的财力。

　　三是土地储备既为公益和财政服务，也为商业开发服务，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和商业开发的大体各占一半。

　　四是土地储备必须经过两次循环：第一次是用土地质押获得银行贷款，用于征地动迁“七通一平”，把生地变成熟地；第二次是土地出让后，收益扣除成本后，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

　　五是注意防范风险。储备地不搞算总账式的大平衡，而是分包隔离，“分灶吃饭”，各算各账，自求平衡。

　　重庆每年2万亩的储备土地出让，相当于每年用地指标的10%，这十个百分点的土地储备收益，政府反哺到基础建设投资中，就能发挥很大作用。

　　《财经》：最后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社会上很关心，你认为薄、王案件对重庆的严重影响已经消除了吗？

　　黄奇帆：薄、王案件是严重的刑事案件，对党和国家形象带来很大损害，给重庆改革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2012年6月18日，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报告总结处置薄、王案件时指出，一方面，要把重庆近五年取得的成绩和广大干部群众付出的艰辛努力与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严重违纪等问题区别开来；另一方面，要深刻汲取教训，认真查找工作中的问题，切实改进工作。重庆市委、市政府和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决心在中央领导下共同把重庆建设得更加美好。

　　总的来说，针对薄、王案件，在去年第四次党代会的时候大家统一了认识。到了年底，又进一步以十八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凝聚大家的共识，进一步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现在的重庆，在以政才同志为首的市委带领下，形成了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势头，重庆的发展是平稳的、很有希望的。

　　本刊实习生谢婧 李慧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