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三管齐下治三高

　　创业板“三高”问题持续成为市场热点，1月初以来的破发潮更是引发讨论。市场人士认为要破解“三高”难题应限制超募、取消审批制等。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上述举措并非解决“三高”问题的良策。他认为应对症下药，并开出三剂药方：禁止创业板三高企业在3-5年内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禁止创业板上市公司卖壳重组，并加紧推出退市制度；对发行人和保荐人的虚假陈述与过度包装开通问责和索赔的快速通道。

　　中国证券报：对于创业板三高问题，市场上有诸多建议，如限制超募、取消审批制等，这些举措能否解决三高问题？

　　华生：中国股市炒小炒新历来就有传统，今天创业板出现三高一点也不奇怪，这是中国扭曲的股价结构和投机炒作的股市文化的必然产物。

　　现在，有人建议恢复20倍市盈率的行政定价，但这会封杀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另有建议说，不必回到固定市盈率的行政定价，只是要求在市场化定价基础上，限制上市公司的资金筹集量，不准超募，但这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在市场化定价条件下，要限制超募，只能减少上市公司股票发行量。但这样一来，一家公司公开发行流通股的比例就会很低，根本达不到《证券法》必须有25%公众股的基本规定。更不用说由于发行量极小，股价更容易被操纵抬高和炒作。

　　另一种观点认为三高的症结是审批制，如果改为注册制，让更多的企业更便捷上市，就可以惠及更多的企业，即可解决三高问题。这个建议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在逻辑上和操作上都不成立。首先，主板市场从来都是审批制，为什么大盘股没有三高呢？其次，从发行数量上来说，大盘股一年也发不了几家，定价并不高，小盘股一个星期上好多家，数量供应上要大几十倍，说明定价还不简单是数量决定的。再次，让成千上万家企业无需审批上市，股市扩容大跃进，必然造成中国股市泥沙俱下，质量剧降和评价体系混乱。最后，取消审批，把宝押在保荐人身上，让中介机构去把关、去和企业交易、勾兑就真能让人放心吗？从审核制向注册制过度是个方向，但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制度入手 对症下药

　　中国证券报：您认为有哪些切实可行的举措解决三高问题？

　　华生：对创业板三高现象，关键是要从制度入手，改变和降低市场估值预期，让吹大泡沫的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盈亏风险。从目前看至少需要采取以下几条对症下药、可以马上见效的措施：

　　一、禁止创业板三高企业在3-5年内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发行定价市场化给创业板企业带来丰厚的公积金，用公积金反复进行高送转是创业板炒作的主要题材之一，也是推高创业板微型企业高估值的重要基础。本来转增股份只是一种账面游戏，并不能真正增进股东权益。但我国对股本扩张有行政控制，上市公司不能自行拆股或缩股，只能在每股1元的面值上送转股。这样长期以来市场形成了中国股市喜送转股轻分红的思维定式。在我国股本扩张的行政管制改革之前，就需要与时俱进，堵塞漏洞，禁止在若干年内用公积金转增股本。上市公司要扩张股本，只能用自己挣来的钱即滚存利润送红股。这才是对创业板三高炒作釜底抽薪的措施。

　　二、禁止创业板上市公司卖壳重组，并加紧推出退市制度。

　　创业板本来就应该是制度创新的场所，而且应体现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因此，应率先在创业板设立时间还短、历史包袱较少的时候明确禁止改变主营的卖壳重组，切断那些搞不好公司就卖壳走人的大股东的后路。同时应尽快推出简洁、快速的创业板退市机制。有生有死、有进有出才能形成新陈代谢的生态平衡。

　　三、对发行人和保荐人的虚假陈述与言过其实的过度包装，开通问责和索赔的快速通道。

　　发行人和保荐人违反诚信义务、为追求高募集和高收益分享，言过其实地过度包装，推高发行价，误导投资大众，这也是当前创业板三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监管部门可开通快捷的申诉通道，专门受理认购者或投资者和社会各界的投诉，同时对所有言之有据的投诉按简易程序进行立案，并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构成虚假或夸大陈述的，应对涉案的发行人和保荐人作出行政和经济处罚。认购者或投资者可据此行政处罚发起集体诉讼，要求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赔偿全部投资损失。我们只要将破发的投诉立案纳入受理方便的公开简易程序，就会产生强大的威慑力，从而有效遏制发行人和保荐人不惜手段一味推高发行价的逐利行为。

　　以上三条，简单易行，并不复杂，也不涉及太多的制度调整和部门利益的协调，只要下决心去做，就可以对降低创业板三高迅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